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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作为官方认证的“中国女鞋之都”，巅峰时期，成都年产皮鞋超6亿双，女鞋占比95%以上，与温州、泉州、广州并称为“三州一都”。全市从事鞋类生产销售的企业超3000家，既是卡美多、艾民儿、阿么女鞋等自主品牌的成长摇篮，也是GUESS、百丽、达芙妮、

　　不但如此，成都还是中国西部地区的鞋类品牌批发集散地，出口量占全国女鞋的三分之一，销往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

　　然而，自2008年开始，随着成都市城市规划和产业升级调整，原处于成都市武侯区的制鞋产业基地开始向外转移，频繁密集的多次搬迁，比军阀年间的混战还复杂。

　　期间，四川省内出现了多地承接制鞋产业的景象，也致使制鞋产业四分五裂，规划不集中，产业不集中，产业链分散，行业整体凋零，女鞋产业规模从顶峰时期千亿元一跌再跌，一度只剩300亿元，年产量跌至约2亿双，减产六成。

　　成都女鞋产业由盛转衰，陷入发展困境，此前支撑产业发展的代工模式也暴露出长期隐藏的问题，成都女鞋陷入沉寂。

　　就在外界猜测成都女鞋产业将风光不再时，历经转型阵痛、赛道变化等重重考验后，成都女鞋产业依托数字化转型与电商赋能，实现了从“代工贴牌”向“电商赋能”跨越，从“价格优势”向“设计优势”和“品质优势”的转变，涅槃重生。

　　成都人制鞋，最早能追溯到三国时期，距今有1800多年。《三国志》记载，“先主少孤，与母贩履织席为业。”因此有网友调侃，成都做鞋子，大概率是和刘皇叔有关。

　　到清康熙年间，成都制鞋手工作坊已初具规模，武侯区的浆洗街成为著名的制革专业街，是西南地区制鞋业皮革材料供应的重要基地。由浆洗街开始，再到二环、三环以及郊县，成都女鞋的工厂形态也从家庭作坊慢慢扩大。

　　到上世纪90年代，改革开放的春风给成都女鞋产业添了一把火，受东莞、温州、泉州等沿海地区影响，成都人或接到外贸订单在当地建厂开工，或从外地拿货卖给当地，待资金充足时再投建工厂，从事鞋业的人越来越多。

　　2002年，武侯区提出“建立武侯鞋业工业园，打造西部鞋都品牌”思路，决定打造集设计研发、生产贸易、平台展示于一体的西部鞋都工业园。彼时，园区聚集了成都80%以上的制鞋企业，配套企业达3000余户，年产值突破70亿元，成都女鞋产业进入黄金发展期。

　　2005年底，武侯区被中国轻工联合会、中国皮革协会授予“中国女鞋之都”称号，标志着成都鞋业正式跻身全国行业前列，成都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鞋类品牌生产、零售、批发集散地和展示窗口。

　　随着成都女鞋的名气越来越响亮，成都每年会举办多次订货会，全国各地及国际采购商慕名前来，外贸订单迅速攀升。

　　在此期间，成都女鞋产业形成了两派格局：一是涌现出卡美多、艾民儿、西米、艾米奇这样的本土自主品牌，像艾民儿的品牌sheme，还曾作为国礼赠送给访问成都的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夫人；另一派是代工生产，大家熟悉的百丽、达芙妮、千百度等一众知名品牌，背后供应链都是成都的制鞋工厂，由于代工来钱更快，走品牌化路线并没有成为成都女鞋的主流，为以后的问题爆发埋下了隐患。

　　但此时的危机被大好形势所掩盖。最辉煌的时候，成都女鞋产业规模接近千亿级，几乎每家工厂都是满负荷生产，而且采购方式也相当粗犷，老板们在门口拿着数钱的机器，坐等客人过来直接拿钱取货，“致富神话”都变得稀松平常，成都女鞋也由此形成了从皮革到制鞋、销售一条龙的完整产业链。

　　2010年，成都市制定《成都制鞋产业集群发展规划》，实施“一都两园”的鞋业产业发展规划，要求武侯部分制鞋企业将生产从成都中心城区迁移至土地资源丰富、劳动力充沛的崇州、金堂等地，将设计、研发、营销等环节保留在武侯区。

　　事实上，在此之前，成都制鞋产业已经历过两次搬迁，先是因城区规划转移至博美装饰城，而后又迁往双楠，但都算不上真正的大转移，只是小范围的局部搬迁，而非整个制鞋产业链的全方位转移。

　　随后，成都加快产业升级，严格环保禁令下，仅有极少数的鞋企获批环保资质，上万家中小型工厂被关停、取缔，原本人声鼎沸、机器轰鸣的制鞋工厂，瞬间人去楼空，制鞋产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大震荡。

　　一切还远没有结束。2017年7月，成都公布产业空间布局“十字方针”，以武侯区为主的鞋业集中第被划入“中优”范畴，随着武侯、安岳两地园区签订《武侯·安岳区域合作协议》，成都女鞋产业带进一步分散，110余家成都鞋企陆续迁往资阳市安岳渝成制鞋产业园。

　　改革总是伴随着阵痛而来。鞋厂可以搬走，但工人却很难离开，尤其是经验丰富的鞋匠们——大多数已经在成都俺家立业，娶妻生子，这部分人并不愿意跟着搬迁。而在转移的过程中，鞋企之间互相观望抱团，并未一致跟上节奏，导致整个鞋业及鞋材市场成了一盘散沙，失去了昔日的聚集效应。

　　加上新兴的产业基地上下游配套严重不足，熟练的鞋业工人无法满足工厂的用工需求，不少工厂面临有单无料，有料不齐，生产不稳定等问题，致使成都女鞋产业进一步走向萎缩。

　　频繁的搬迁，让成都女鞋产业又错过了电商崛起的风口，没能赶上天猫淘宝等电商渠道高速发展时的红利，等到入局之时，已经落后太多。

　　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产业升级的路径困境。长期以来，成都女鞋产业主要承接加工及代加工业务，在设计、研发、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涉及不多，自主品牌少，缺乏高端鞋类品牌和专业的鞋类设计企业。

　　根据成都市武侯区提供的数据来看，该区大部分鞋企从事贴牌代工，自主品牌占比不足5%，且70%左右的企业集中于制造中低端女鞋。

　　转型并非一蹴而就，头部企业转型智能工厂需要亿元级投入，但成都鞋业全行业90%为中小微企业，数字化改造成本占年利润的150%-200%，导致行业分化加剧。仅少数龙头企业通过柔性制造、数字化营销实现利润率倍增，而大量中小企业仍在自动化替代与人力成本间艰难平衡。

　　在国内电商已经很饱和的情况下，成都女鞋产业将目光投向了海外。与广州、温州的大厂相比，成都制鞋产业最大的特点是手工占比高，技艺上远胜其他地区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这种手工生产具有很强的灵活性，从几双、几十双、几百双，一直到2000双以内，价格成本优势很大，对于跨境电商B2C卖家在鞋靴品牌建设初期，有着很好的加持。

　　并且，线上交易现金流畅通，基本不存在欠款的情况，更重要的是，面向线上消费者，可以得到大量数字化的反馈，反哺到工厂又能做很多针对性的开发，让产品变得更加差异化和年轻化，更有竞争力。

　　在设计上，成都女鞋既能做到特色鲜明，又能与国际时尚潮流完美交融，形成了覆盖高端定制、轻奢时尚、舒适通勤、个性潮鞋等全品类女鞋产品矩阵。

　　在制造工艺、材料应用（如环保皮料、新型功能材料）和舒适性科技（如缓震、透气技术）上，成都女鞋也下足了功夫。“吴大叔”品牌凭借鞋底减震专利，年销售额超5亿元，“阿么手工女鞋”“NICESEE女鞋”“陶小正女鞋”“熹微轻奢女鞋”等自主设计品牌也相继崛起，国际买家对“成都造”的认知，已经从“价格优势”向“设计优势”和“品质优势”转变。

　　2023年时，亚马逊平台成都鞋靴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50%；截至2024年，成都涉足跨境电商的鞋企从不足200家跃升至500家。

　　成都卡美多鞋业有限公司是成立30年的老制鞋厂，一直以线年初开始尝试把产品放到跨境电商平台上销售，不到半年，就把二十万双鞋卖到了北美、欧洲的十多个国家，拉动企业产值增长超过20%；成都艾美时尚商贸有限公司新开通独立站后，从国外品牌代工为主变成了自有品牌在海外开卖，销量每个月有10%到20%的增长

　　直播电商的爆发，尤其是“店播”模式的兴起，加速了成都女鞋产业的“回春”。抖音电商通过短视频种草、直播间转化、商城复购的闭环，将成都女鞋推向全国，当成都女鞋的“真皮工艺”“手工传承”通过直播间转化为品牌溢价，当店播日渐打破“依赖头部主播”的旧模式，一个“工厂直连消费者”的新商业生态正在成型。

　　2024年成都女鞋产业带抖音电商GMV突破40亿元，订单量增长15%；店播商家增长18%，商品交易总额（GMV）过千万商家增长37%，过亿商家增长24%。

　　从浆洗街的手工作坊到现代化生产，从贴牌代工到品牌出海，从主攻线下到进驻直播间，成都女鞋的转型之路从未停歇。

　　沉寂并不意味着沉沦，暂时的蛰伏，是为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。成都女鞋，又杀回来了！

　　3.品牌工厂BrandsFactory《百丽也出海，和成都有什么关系？》